十一年前，在汶川地震发生时的举国悲恸之中，文学是寄托哀思的重要形式。专业的作家、诗人以及成千上万的网民投身创作，那些形态各异、规模庞大的文学作品共同哀悼逝去的生灵、寄寓新生的希望，尽力抚平灾难带来的阴影和创伤，诸多文本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引发了国人悲情的共鸣。

十一年后，在昔年的伤口已经结痂之时，阿来的新作《云中记》成为了这场灾难在人间新的回响。拉开了长达十年的距离，《云中记》没有选择停留在记录灾难的现实维度，也并不满足于书写苦难与失去的悲情，在文学的人性与神性经历了充分的交织和酝酿之后，阿来奏响了回荡于十年之中的咏叹调。

一、神性：文本暗含的叙事线索

深受汉藏双重文化浸染，阿来对宗教的态度向来是理性辨证、以个体的具体特性为中心的。《云中记》对于宗教的描写并不拘泥于具体形式和细节，而是落笔在“神性”和“宗教感”之上。整部作品之中，云中村传统宗教的遭际和命运，成为了继祭师阿巴对故土的追寻之后暗含的第二条线索。

根据阿来自己的说法，云中村最后一个祭师阿巴的原型，是一个在废墟旁持羊皮舞蹈的巫师。由于次生灾害不得不迁离故土，照片上的这个巫师正在村子里跳离开之前最后一支祭祀舞蹈。[1]在这样一个预设的人物和场景之中，宗教和村子一样，即将成为失去具象载体的事物。村子代表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原乡和故土，而宗教则被赋予了精神传统和集体信仰的双重旨归。当地震降临，云中村的人们被迫放弃祖地迁徙他乡，而当信奉神灵的人们离开土地，传统的集体信仰也就失去了活力与生机。

在苯教的信仰体系之下，云中村的信仰对象是雪山之神，它和雪山的名字都是阿吾塔毗。在关于云中村来历的故事里，一千年前，一个叫做阿吾塔毗的首领带着他的子民们来到这里，征服了原本生活在此的矮脚人，荡尽了森林中的妖魔鬼怪，让族人在这里扎根生活。阿吾塔毗后来升了天，灵魂化入云中村后终年积雪的山峰成为了山神。

这一段有如原始神话的故事，是在阿巴独自一人回到云中村祭祀山神时吟诵的内容。小说随后还轻描淡写地讲述了云中村信仰变迁的兴衰史，“云中村人很快人丁兴旺。有很多族人进入更深的河谷，变成了瓦约乡的七个村庄。只是那些村庄的人后来改变了信仰。他们信仰释迦佛，信仰莲花生大师，云中村人就不认为和他们同一族了。”[2]在孤身一人的祭祀结束后，阿巴开始思考云中村的未来。他担心等云中村和他一起消失的时候，阿吾塔毗的名字也要消失了。因为另外的村子已经不再称呼这座神圣的雪山为阿吾塔毗，而是给了他一个佛教神灵的名字。“阿巴想，要是阿吾塔毗能同时是金刚手菩萨就好了，那样，他不过就是换了个名字，每年山神节都能接受同样是他子孙的瓦约乡其余六个村子的祭献。”然而信奉佛教的喇嘛却不以为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班时，江边村的喇嘛就认为，阿吾塔毗不能同时是金刚手菩萨，必须被金刚手菩萨或是更厉害的佛教的神灵降伏，作为佛教的护法，在小一点的雪山陪侍。然而这样也不能实现，因为“你们云中村的人很顽固，你们不改，阿吾塔毗也改不了。”[2]

云中村的信仰无疑是孤独的，瓦约乡其他六个村子已经改信了佛教，而本村的“神职人员”也仅剩了一个自认为半吊子的祭师阿巴。在作者的构建之下，云中村的山神信仰天然地呈现出一种悲壮和沉重的气质，尤其是当阿巴将宗教仪式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时，在那种“敬畏的、信奉的、祈祷的通灵氛围”中，宗教庄严而崇高的美感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同时又因为已经意识到其必然走向消逝的命定特质，而使其中蕴含的审美和情感倾向变得更加厚重而丰富。

陈晓明这样评价阿来的创作，“他处理的历史或现实，都隐含着一个消逝的地域及其文化的主题。”[3]在《云中记》这部小说中，消逝的地域无疑就是处在滑坡区的云中村，而文化的主题，则在于注定要走向遗忘的精神传统与集体信仰。

祭祀山神的日子是云中村的传统节日，人们在这一天体味祖先们当年的漂泊与动荡，从祭祀仪式活动中确认云中村人的同一祖先和精神归属。而当震后的云中村人迁徙之后，这样的传统显然无法延续下去，只有阿巴重新返回云中村的旧址，孤身一人祭祀山神。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这段祭山神的情景，好像原来的人们和鬼魂都回来了，换上了华美的节日盛装，在祭师的带领下像从前一样歌唱、舞蹈。然而一切都是阿巴激昂的情绪召唤生成的幻象，离开了大雪山的人们失去了祭祀山神的理由和维系，也就随之失去了自身文化的生命力。最后一个祭师声势浩大而又寂寞孤独的祭神绝唱，象征着传统维度上山神信仰的一次回光返照，自此之后，山神“阿吾塔毗”的崇拜走向了最后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