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是20世纪70年代成名于俄罗斯文坛的著名抒情小说作家，因其作品描写西伯利亚乡村生活并透过表象探索隐匿的道德伦理问题，因而曾一度被评论界归入乡村散文流派作家，甚至成为20世纪下半叶乡村散文流派作家三巨头之一，有评论家称阿斯塔菲耶夫是天生的道德家。除了农村题材作品外，作家还写作了大量军事题材小说、戏剧等，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题材丰富广泛，体裁琳琅满目不一而足。20世纪70年代阿斯塔菲耶夫所创作的三部小说《鱼王》、《牧童与牧女》、《最后的问候》使其一举成名，获得包括俄罗斯国家奖在内的多个奖项。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从不同角度展开深入研究，已经发表了数量众多的论文与著作，与长篇小说相比评论界对其短篇小说研究却表现翻译与研究不足的态势，到目前为止抒情散文集《树号》在我国有陈淑贤、张大本合作选译了59篇佳作的中文版本[1]，余一中选译了《树号》中的著名篇章。《树号》7册共274篇散文全集还未全部翻译出版。对于《树号》这部系列散文集的研究俄罗斯与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俄罗斯研究论文多集中于作家生平与创作的研究，如萨维里耶娃的著作《语言的天赋》和瓦莲金娜·麦伊斯特连科的《心灵的树号》。对作品的诗学研究则仅见文艺学家莱因什科夫的《维·阿斯塔菲耶夫》，该作的研究重点是阿斯塔菲耶夫诗学中的抒情体裁问题。评论家库尔巴托夫则在《一瞬与永恒》中回忆了《树号》的创作历程。近几年俄罗斯新一代研究者发表了对作品的隐喻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论文，如瓦列金娜·奥留尼娜和阿娜斯塔霞·莫克鲁申娜的论文《阿斯塔菲耶夫〈树号〉的隐喻世界》。我国内对《树号》的研究仅有论文《树号中的批判意识》，可见对这部浩繁的小说集的系统研究尚待展开。从整体上看，树号的创作开始于60年代，一直持续到作家谢世前，在长达4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作家一直坚持记录自己内心的声音，或称作家日记，因此这部作品便具有一定的自传体色彩，从整体构架视角精细研读后，我们发现这些看似杂乱随性的文章却是集抒情与哲理于一身、以人与自然、道德伦理以及呼唤和平反战主题为核心、融讽刺批判为一体的隽永小品，其中占大量篇幅的人与自然主题作品反映了阿斯塔菲耶夫创作的鲜明叙事艺术特点——人与自然母题的叙事继承与创新、叙事手段的陌生化审美与融合现代派技巧的现实主义书写。

二、人与自然母题的叙事继承与创新

十九世纪至今，俄罗斯文学的生态叙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历久弥新，随着时代历史背景的变化与社会文化的更迭发生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叙事转变。从阿斯塔菲耶夫的《树号》中我们便可管窥从思想到艺术技巧的叙事继承与发展。阿斯塔菲耶夫作为乡村散文流派的重要作家之一，生态叙事是作家表达道德理想与伦理思想的重要领域。我们认为，阿斯塔菲耶夫的生态叙事是建立在对经典的俄罗斯文学的继承基础上的，其叙事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与道德伦理观念处处闪现俄罗斯精神传统的烙印。早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便不乏自然的歌者。事实上俄罗斯所有的经典作家从普希金到列夫·托尔斯泰，从契诃夫到布宁均曾以作品展开对大自然的思考，而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们歌颂自然之力，19世纪的传统俄国文学中自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伴随着人的感受，成为人的各种活动陪衬，而对关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却较少得出关键性的思考。自然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自然力，可以帮助人获得心灵的力量，自然成为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随着俄罗斯步入现代，生产的高速发展促使人加强对自然的攫取，不计后果的对自然的破坏使俄罗斯文学家痛感过去的田园牧歌不复存在，人与自然依存关系断裂，作家透视到人类心理发生的异化，善与美似乎被疯狂的物质欲望淹没，物质主义盛行。于是在俄罗斯作家笔下，自然由人类活动的布景上升为具有独立地位和情感色彩的参与者，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深入了解，大地也就充满越来越大的悲剧性，自然神化的需要也产生于此时，帕乌斯托夫斯基认为，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并非与自然对抗，而是与自然的破坏力对抗，《森林的故事》中认为：“难道不是这令人惊奇的自然培育人们心灵的宽广”。普里什文作为终身描绘自然的歌者也对这一母题贡献了这样的观点：人类最高尚之举，便是使自然回归本身，向非人性的自然转化，如《飞鸟不惊的地方》中的句子：“这里的自然中来了有权利的人，于是自然为了自己永恒的平静与人类为了自己美好未来的战争开始了。”列昂诺夫于1953年发表的小说《俄罗斯森林》成为人与自然主题的当代开端，列昂诺夫大声疾呼要保护我们人类的绿色朋友，反对用虚伪的人民利益为借口对森林的掠夺。我们认为，阿斯塔菲耶夫继承了上述作家的生态思想观念，即生态问题与道德哲学问题有着紧密的相互关系。阿斯塔菲耶夫开始回归问题的本源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70年代以后科技革命与城市化进程而导致生态问题复杂化，俄罗斯文学家将生态主题视为深入探索人的道德甚至人的存在的有利阵地，通过呼唤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来反衬人的道德水准的偏离与人性异化的扭曲。阿斯塔菲耶夫的散文集《树号》是自然的抒情与哲理融合，生态问题与哲学探索相互交织的毕生之作，作家将人的个性精神内涵置于核心位置，以其对自然的行动与态度来反证道德水准的高下，《树号》中大量篇幅展示人性弱点，表现作家为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忧虑。如《叶飘零》中提到：“为了使一小片树叶从默默包紧的芽苞里破绽而出，能够同数不胜数的碧叶一起欢笑嬉戏，能够成为世界中微小的一员，白桦树究竟耗费了多少精力？而这个世界里一切善良而有益的事物要想生存和发展是何等的艰难，可是邪恶却仿佛轻而易举，天经地义，它有恃无恐，嚣张猖狂”[2]。作家选用白桦树这一具有俄罗斯民族文化意义的事物为描写对象，写一片弱小的白桦树叶的飘零，白桦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此处喻为祖国母亲为了一片小小白桦叶也曾倾尽心力。然而，作者笔锋一转，迅速转入对善与恶这个永恒哲学问题的思考。并由此展开大段的哲理论述。白桦树叶这个大自然的精灵，经由柔弱飘落展示了人世间善者弱者的无告与孤苦，反衬了恶者的恃强凌弱，道德失范。此时作家的人性善恶观与自然观两相对照，构成作家独有的生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