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打灯笼，是儿时最美好的记忆。从大年除夕到元宵佳节，天刚一擦黑，家家户户的俊男靓女就换上新衣裳，打起五颜六色的灯笼，喜气洋洋地走出家门涌向街头。这时，大街小巷里的灯笼有点成线，有线成片，一霎便汇成灯笼的海洋，把个村庄映照得通通亮亮，场景蔚为壮观。

那时我们打的灯笼，既不是过去宫廷里悬挂的木制灯笼，也不是现在供装饰用的绸料灯笼，而是自己插制的一种非常好看的灯笼。若赶上现在“申遗”，恐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插制这样的灯笼，流程非常精密，要求身架不扭、纸张不皱，绘画鲜亮喜庆。先是备好秆。秋天过后，把高粱秆最顶上一节折下，根据粗细长短分类放在平板上晾干，以防弯曲、干瘪；然后裁好料。待到进入腊月，将晾好的高粱秆按照一定的尺寸切成20节，需要弯曲的还要放在清水里浸泡；接着插好签。根据需要在节秆上插上牙签似的竹签子，把其可钉合卯地穿插一起，搭起灯笼的架子。再后糊好纸。以32开板式裁好粉白纸，用土制的浆糊裱糊在灯笼的架子上；最后的工序是绘彩。调好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料，三面画上花鸟虫草，一面写上“欢度新年”之类的字样，一个鲜鲜亮亮的灯笼就完成了。

打着这样的灯笼过年始于何朝何代，无以考证。但它盛于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却是不争的事实。那时，刚刚解放的父老乡亲分了土地、盖了新房，日子如同芝麻开花，都想着法儿装点新的生活，便把灯笼闹春推向波顶浪峰，也由此催生了灯笼商机。每年一到冬季，乡亲们就着手插制灯笼，运到年集上换回大把的钞票。尤其是我老家木家堰村插制的灯笼不但好看，而且结实，在方圆几十里内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外地人来木家堰迷了路，都是问“灯笼堰往哪走”。不客气地说，那时的我插制灯笼算得上一把好手。我不仅会插制各式各样的灯笼，最拿手的是能雕刻栩栩如生的画板。特别是在那政治至上的年代里，我精心雕刻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江山如此多娇”等一些毛体字画板，配上鲜亮的颜色印在灯笼上，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灯笼市里格外抢眼，为木家堰的灯笼增了光添了彩，同时自己的衣袋里也赚满了过年钱。

打着灯笼过大年，之所以源远流长，是因为它不只是图个光亮和热闹，还寄托着家家户户美好的向往和梦想，寓意照亮实现愿景的前程。最具代表性的是这样一个场景:村里那些无儿无女的夫妻们，打起灯笼加入孩子中间，盼求地大声呼喊：“黑小子，白闺女，都到俺家吃饺子！”说来也怪，年后还真有生下只男片女的。听娘说，她姊弟三个就是姥爷姥娘打着灯笼招来的。姥爷姥娘年过四十还没子嗣，心里很是着急，便在大年三十打着灯笼围着村子喊了一晚，后来就生下了我娘，几年之后又有了小姨和小舅。开始，我对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表示怀疑，后经慢慢咂摸，觉得它还是有些道理的：打着灯笼喊出的话语，其实就是年初立下的目标，目标升华为信念，信念转化为能量，催生出企盼的结果，这不就是“精神变物质”吗！

灯笼闹春，还有一项习俗是不得不提的，这就是挂灯笼。挂灯笼不像孩子打灯笼各随其便，要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傍晚时分，长辈们把一家老小叫到天井里，放上一阵鞭炮，点起三炷高香，对着天地祷告一番，大意是企求来年五谷丰登、福满乾坤什么的。最讲究的是挂大门外两尊（当地尊称）灯笼，如同春联一样 ，一尊居右为上灯，一尊居左为下灯。上灯名曰“进家灯”，意为回家过年的先人照亮来路，这尊灯必须由德高望重的长辈来挂 ；下灯名曰“出路灯”，意为子孙腾达照亮前程，这尊灯让出类拔萃的后生来挂。记得我当兵提干后第一次回家过年，父亲怀着美好的愿望对我说：“老大，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吃‘皇粮的’，今年的下灯让你来挂，带动咱家多出公家的人！”不知与那年挂灯有无关系，如今我们家还真出了十几个吃“皇粮”的。

如今，老家的农村早已实现了村村通电，灯笼的那些事儿也已渐行渐远，但我的灯笼情结依然割舍不断，挥之又来。于是我下定决心：今年回家过年，我还要亲插一次灯笼，再打一次灯笼，重挂一次灯笼！